在第三代领导人里，我最欣赏和尊敬的便是朱鎔基总理。从他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他不再是我们的总理了，但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他永远是我们的好总理!我是朱鎔基的超级FANS，所以平时收集了他的很多资料，在这里把他在在任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精彩言论和关于他的一些文章总结在一起，与大家共勉！一．1998年3月19日 全国人大记者会
　在1998年3月19日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朱镕基总理首先向记者们介绍了各位副总理，并且对中外记者出席这个招待表示欢迎。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上周我曾有机会到吉林省和辽宁省去观摩了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种选举使得村民们有机会选出他们希望选出的村长，或者是把他们不喜欢的村长赶下台。您个人对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是否支持？也就是说允许所有1 8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够选举不仅是他们所在地的领导人、而且也能够选举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如果您赞成这种做法，您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实现这种制度，如果不赞成，理由是什么？

　　朱镕基：我知道已经有一个美国的基金组织到中国来对这种选举进行过调查，并且发表了非常肯定的意见。目前这种民主的制度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企业中实行，例如，民主评议厂长，民主审查财政账目，一部分企业民主选举厂长等等。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至于如何选举主席和总理，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选举制度。

　　中央电视台记者：今后五年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您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对本届政府的任务，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明确要求；刚才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委员长发表的讲话，又对本届政府的任务作了具体规定。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可以把本届政府要干的几件事情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内的需求。由于我们最近几年宏观调控成功，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了货币的发行，使通货膨胀指数降得很低，因此有可能拿出较多的财力来刺激国内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还有住房建设，因为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什么叫做三个到位？第一个到位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个到位，我们去年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确定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就是说，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这个目标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

　　第三个到位，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把4 0个部委精简为2 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这个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我讲的三年内完成，是指分流出来的政府机关的一半干部三年内都能够到达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至于分流工作，今年就得完成。也就是说，新政府成立以后，在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确定后，今年这一半人就分流了，但完全到位则需要三年时间，因为分流的这一半人要经过培训，并考虑到他本人的志愿，把他分配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关于五项改革，第一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三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

　　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因为现在的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三年多。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我们在下半年将出台一个全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方案，来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福利。

　　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制度是1 9 9 4年改革的，取得了极大成功，保证了每年财政收入以很高的比例增加。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必要的规费以外，不允许再巧立名目向人民群众收费。

　　最后我还要讲，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其次，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项目，投产之后没有市场，相反把原有的一些企业挤垮了。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担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法国世界报记者：当中国在考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正是韩国的大财团非常成功的时期，但是最近这些大财团纷纷出现了问题，有的还垮台了。他们失败的经历会不会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是否会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

　　朱镕基：我对于韩国企业的经验不作评论。但是，对于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在三年内，也就是本世纪末，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大多数摆脱困境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认为，外国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看得太大了。我们讲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现在有4 9％，这是按企业的个数来统计的。中国的工业企业有7.9万个，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个人。按这个数目统计，当然亏损面很大。但是，5 0 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利润占了全国税收和利润的8 5％。这5 0 0个特大型企业亏损面只有1 0％，也就是5 0个，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是能够实现的。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当年六四事件对新政府有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您曾说过，不管香港成为什么基地您都会去香港，请问您再去香港时如果有人请愿要求平反六四，您怎么看？

　　朱镕基：对于发生在1 9 8 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至于香港，过去我就想去，而且去过了；现在我还特别想去。但现在我当了总理，失去了部分自由，不能想去就去，但是我一定会再去。至于香港人民对我去香港是表示欢迎，还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是香港人的自由。但是我想，香港任何组织的活动，都必须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有人讲，因为您不像有的中国领导人在前苏联留过学，所以也许您当总理后会在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方面带入一些新的内容。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政府在制定对俄罗斯的政策方面有什么考虑，您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朱镕基：我在上届政府担任副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工作，外交管得很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会有任何的变化。我将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同志任总理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我是否可以请钱其琛副总理对这个问题作一点补充呢？

　　钱其琛：任何一届政府里面有人在前苏联或者其他国家留过学，就认为这届政府一定对那个国家怎么样，我看这个逻辑不存在。不管从哪里学习回来，有什么经验，中国政府都是代表中国的。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去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香港的危机也开始显现。现在香港经济回升，股市指数又创新高。请问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支持？人们称您为经济沙皇等，您对此有何感想？

　　朱镕基：去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 0月份香港也发生了股灾。但由于香港经济结构比较完善，经济实力较强，有9 8 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区政府领导有方，采取措施得力，已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

　　 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亚洲金融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在2 0 0 0年前有没有可能实现人民币兑换完全自由化？

　　朱镕基：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预定的进程，也不会影响中国金融保险事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已经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至于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是在资本市场上也自由兑换，按照我们预定的改革进程，将在中国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能够达到的时候再实行。

　　新华社记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近年来国内市场出现了相对饱和，您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潜力？

　　朱镕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但是由于多年没有解决的重复建设问题，现在很多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即使这样，中国目前许多产品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钢产量达到1亿吨以上，这个市场还小吗？中国每年增加程控电话2 0 0 0万门以上，世界第一，这个市场还小吗？可惜，V C 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一，卖不出去。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我们今后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农村广大市场的开发，加强人民群众关心的住宅市场的建设，这个市场大得不得了。现在中国的市场远未饱和，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者踊跃到中国来投资。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中国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遇到哪些困难？您说要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些改革，会不会推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是不是要等着中国对银行系统进行非常彻底改革之后，才能向更多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发营业执照？

　　朱镕基：金融改革我们规定了三年的目标，但是实际上今年就要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务。我们定三年的目标是因为估计到这一改革的艰巨性。至于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现在请李岚清副总理回答。

　　李岚清：我想讲三点。第一点，中国对于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为此进行了十一年的谈判，我们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签署了最后的一揽子协议。我们所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是由于我们认为世界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否则会引起区域保护主义，甚至会引发贸易冲突，这对谁也不利。

　　第二点，中国需要世贸组织，但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中国这个在世界贸易排位上是第十位的国家参加，我看它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有少数成员认为中国很需要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并不太需要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

　　第三点，我们进入世贸组织，准备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但同时也要享受应当享受的权利。我们的改革已经大大前进了，这十多年当中，我们虽然还没有进入世贸组织，但是很多改革已经比原来的承诺发展得更快。我们的改革必须按照预定的目标和计划一步一步进行，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要继续按照预定的目标一步步改革。现在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尽快获得解决。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未来五年您所领导的新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来处理两岸经贸关系？不久前汪道涵先生所领导的海协曾给海基会发函，希望、欢迎辜振甫先生到大陆来访问。对于辜振甫先生来访问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什么时机比较合适？

　　朱镕基：关于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江泽民主席在1 9 9 5年春节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所提出的八项原则是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方针。

　　关于发展两岸贸易问题，台湾的工商界以及萧万长先生对此都有积极的反应，我相信这种关系一定会改善。关于辜振甫先生访问的问题，我请钱其琛副总理介绍一些情况。

　　钱其琛：关于两岸的贸易，根据我们的统计，台湾的顺差大概有1 7 0亿美元，这对台湾非常有好处。发展两岸经济联系，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实现三通。辜振甫先生表示要来访问，海协已经表示欢迎。据说台湾方面还要派其他人员预先来商量，我们也欢迎。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印度新总理今天就要就职了，请问您对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朱镕基：我昨天已给当选的印度新总理发了贺电。

　　我很希望将来在适当的时机同他见面，向他请教。我在1 9 8 4年曾经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世界能源会议，我对印度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希望通过你向印度政府的首脑和印度人民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

　　6 0 0多名中外记者对朱镕基总理的答问多次报以热烈掌声。招待会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二．1999年3月15日 全国人大记者会
　　在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采访本次大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朱镕基总理在招待会开始时表示欢迎记者们提出任何问题。

　　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记者：有人认为，10年以后世界会有三种大货币，美元、欧元，另一个不知道是亚洲的日元还是人民币？你觉得人民币有这个可能性吗？

　　朱镕基答：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而且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我可以说一句：现在人民币非常坚挺，不会贬值。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赢得广泛的赞誉。请问过去一年让你最感困难的是什么，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最感动的又是什么？

　　答：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

　　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也感觉到，有个别部门和地区没有很好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我最感动的，是我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看到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顾一切地保卫人民，甚至用身体保卫堤防，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您再过几天就将访问美国，但是考虑到现在华盛顿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反华的情绪，看来您的美国之行就好像您要踏入另一片雷区。在华盛顿人们指责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偷窃一些敏感的、高技术的情报用于提高中国自己的军事技术，而这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您对这样的指责作如何的反应？您打算怎样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华盛顿有一些政客，他们在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在美国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

　　答：在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以后，中美之间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势头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种种不讲你们也知道的原因，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使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不认为我对美国的访问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会遇到很多敌意和不友好的气氛。在今年2月22号的《business weekly 》（《商业周刊》）上登了一篇题为《china ，what's going wrong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十分特别，它认为中国已经大祸临头。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其他杂志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也反映了现在美国出现的那一股潮流，实际上是美国的内部斗争把中美关系作为牺牲品。这样，我也成了一个受害者。这家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我就像个死人。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这不是个地雷阵，无非是气氛不太好，但我的访问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

　　刚才，你要我说明关于所谓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第一，过低估计了美国自己的保密能力。据我所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保密措施十分严密，根本就不可能泄露什么机密，所以直到现在他们没有能够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泄露机密的证据，没法起诉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第二，过低估计了中国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奋的，许多华裔美国人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发两弹一星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完全有能力开发任何的军事技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请记住，中国是最早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我们已经停止了核试验，我们和美国已经签订了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我们为什么还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风险去盗窃什么人的军事机密呢？所以，所谓中国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

　　台湾人权新闻通讯社记者：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宏观调控有成效。第一，对付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很大的截阻作用；第二，在中国内部使金融市场稳定，物价稳定，社会稳定。请问宏观调控今后怎样继续做到内外兼顾？另外，您这次到美国去将面临人权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焦点。请就人权问题提出您的看法。

　　答：1993年下半年开始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当时正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热，就是在房地产、开发区、股票市场方面出现了过热现象。这种过热导致1994年通货膨胀达到21．7％。当时邓小平同志还在世，在他的支持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了16条措施，其中13条是经济措施，有11条是关于金融方面的。由于加强了宏观调控，使中国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解决了经济过热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因为我们在1993年已经发生了这种金融问题，幸好我们在它还未扩大的时候就把它制止住了。我们有了宏观调控的经验，才使我们在去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站得笔直。我在这里想介绍2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意思是说美国在亚洲大力推行资本的过分流动，促成了危机的发生，危机发生后又通过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要一些国家实行紧缩财政、提高利率等并不适合这些国家的政策，结果使金融危机加深。关于这个问题、这些观点，我早在去年就已经讲过，所有到中国来访问的贵宾，我都给他们讲过，包括你们《时代》杂志2月15日一期封面上的3个人：格林斯潘、鲁宾、萨默斯，你们称之为阻止了世界金融崩溃的3个人。这3个人我去年都跟他们谈过，我想他们也同意我的观点。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跟《纽约时报》那两位作者分稿费，因为我的这个观点也没有申请专利。我只是说，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开放必须有宏观调控，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快地要求一个国家开放资本市场，过分地扩大资本的流动性，往往欲速不达，很可能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

　　刚才还提出了一个人权问题。我想这也是在座很多记者想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所有跟我们中国领导人会见的外宾，很少有不谈人权问题的，好像不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回去就不好交待。因此，这个问题在我向他们重复了这么多遍以后，今天实在不想再讲了。我只想讲一桩事情，就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说：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我说我们在人权的观点上很多是一致的，我在中学学习时就念了法国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我早就知道。我们接受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就是为民主、科学而斗争，所以后来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是进行着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反动政权侵犯人权的斗争，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压制人权？而且只有我们才知道在中国如何才能够实现保障人权。当然，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并不是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因为中国几千年是封建社会，还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50年，50年怎么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但是我们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我国人民群众的意见。我们天天都在看人民来信，研究怎样满足他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要求。我们也愿意听取国际友人的意见，因此我们有很多对话的渠道。我们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都有人权方面的对话渠道。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工作每天都有进步。刚刚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我们国务院也在立法，国务院立的法叫行政法规。我们天天在努力健全我国的法制，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我们欢迎外国朋友批评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太急了，我比你还急嘛！

　　日本共同社记者问：日美两国同意共同研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ＴＭＤ），这件事对日中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观察人士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倒闭案损害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的信用，您对此有何评论？还有，您任总理以后第一次访日将于何时实现？

　　答：我们反对ＴＭＤ，尤其坚决反对把台湾纳入ＴＭＤ，因为ＴＭＤ不但违反了有关导弹的国际协议，也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为什么要搞ＴＭＤ？据说是因为中国在东南沿海部署了600枚导弹，而过去只有几十枚。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中国部署了600枚导弹，因为连我都不知道！在我们的国土上部署导弹是我们自己的主权，但我们的导弹绝对不会瞄准台湾的兄弟姐妹。我们不会轻易地使用导弹，但我们不能不部署，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也绝对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那样的话，台湾将永远被分离出去。美日建立ＴＭＤ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射了导弹，在研制核武器，而中国没有对它施加影响。我要问：我怎么就不知道它在研制核武器。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何况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怎么能干预？！既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美国出来的，你还害怕什么呀？

　　关于广信问题，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申请破产这件事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这就是说，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这些金融企业进行贷款时，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审慎从事。大多数舆论都认为中国这种做法坚持了金融改革的原则，符合国际惯例。我觉得那些债权银行以及某些金融机构对这个问题的估计太悲观，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没有支付能力，不讲信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现在有14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是平衡的，完全有能力偿还债务，问题是这种债务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偿还。同时，我也认为，尽管你破产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你也不能随便破产，不要破出甜头来，大家都搞破产也不行。我在中学时念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个剧本里的商人夏洛克借给安东尼奥3000块金币，契约订明如果3个月不还，就要在安东尼奥身体的任何地方割下一磅肉。当然，现在不还债不会割你的肉，但是那个债权银行对你也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我想，今后不会有太多的金融机构破产，也许就没有了。但前提是各个债权银行不要逼债，不要逼它们提前偿还贷款，你逼急了，它就只好破产。如果大家坐下来按照国际惯例谈一谈，采取资产重组、注资、债权变股权等办法，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你的债务也能得到偿还，它也用不着破产。你刚才说，这件事影响了一些日本银行的债务，我感到遗憾。但我想大家如果共同努力的话，今后可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关于访日问题，去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如何落实这一联合声明，中国将尽自己的努力，我也很愿意来做具体落实的工作。至于我何时能够访问日本，要通过外交途径来商量。

　　俄罗斯《独立报》记者：一些观察人士说，现在涉及到重大战略性的国际事务中，似乎只有俄罗斯在支持中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在反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上与俄罗斯立场非常近似。你是否会料想有朝一日中国在反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方面，会与俄罗斯共同采取更加实际更加具体的措施？如果那样，你是否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会与俄罗斯靠得更近，而不是与美国靠得更近。还有，在实施俄中签署的一系列有关文件特别是经贸协议方面，你认为俄罗斯是否有足够能力实施这些协议。

　　答：最近我应普里马科夫总理邀请访问俄罗斯，并进行了第四次中俄总理会晤。这次会晤是为了落实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关于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要求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我们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是在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签订了十几个协定。

　　俄罗斯支持中国反对ＴＭＤ，但这并不是说，而且也没有到研究如何对付ＴＭＤ的时候，因此我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好的，双方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是很好的，双方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确实在俄罗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你们从电视里看到，叶利钦总统同我会见的时候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他的胸口上，会谈结束时，叶利钦总统走过来和我紧紧拥抱。我想这无非是说明我们是真诚的朋友。

　　我想我这一次访问美国，也会受到同样的接待，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不是去闯地雷阵。也许我跟克林顿总统不会拥抱，但可能握手握得很紧，这也是一样的意思。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我的问题跟香港的生活与投资有关。打个比方，如果我在香港打个电话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每分钟只要0．98港元，要是我打电话给您，每分钟就要9．8港元，是10倍的价钱。这次发现从北京打电话回香港，每分钟从原来的8．1元降到了5元。我们知道通过竞争可以降低通话费用，提高服务质量。请问总理，您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加快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步伐？还有，现在一些外资银行已经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了，那么您认为大概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全面开放人民币的业务经营？

　　答：中国电信业务正在降价，降得还不够，还要继续降价，办法就是引进竞争。首先，我们正在改革中国电信业体制，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第二，有步骤地开放中国的电信市场，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电信市场。我们也将让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具体的细节现在没法谈，反正是要逐步开放。香港银行家赶快申请，申请得越早，批准得越快。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问：在您访问美国期间或是在访问美国之后几个月，中美在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考虑到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有所恶化，中美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另外，在中国看来，开放市场、引入外国的竞争，最困难的是哪些领域？

　　答：中国进行恢复ＧＡＴＴ（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和进入ＷＴＯ（世贸组织），已经谈判了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了，该结束这个谈判了。现在存在这种机遇。第一，是加入了ＷＴＯ的国家知道没有中国的参加，ＷＴＯ就没有代表性，就是忽视了中国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第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积累的经验，使我们对加入ＷＴＯ的条件所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国也准备作出最大的让步。最近，我们与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双方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要双方从大局出发，从促进国际市场的繁荣和稳定出发，大家都作一点让步，那么达成协议是很有希望的。

　　记者招待会是在大会闭幕后举行的。这是本次会议最重要的一场记者招待会，有6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招待会历时一个半小时。  

三．2000年3月15日 全国人大记者会
      在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了前来采访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朱镕基是应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建徽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的。

　　朱镕基总理在下午4时3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的时候，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朱镕基首先讲话说，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他借此机会向在座的中外新闻界新老朋友表示衷心的问候，并且祝大家有被点中发问的好运。

　　新华社记者：西部大开发是本次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我们了解，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先后经历两次，历时100多年。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中国西部大开发是系统工程和长期的任务，那么您认为中国如何能实现东西部的协调发展？在您本届任期内，中国西部大开发将会达到怎样的阶段性目标呢？

　　朱镕基答：关于我国西部的开发，早在80年代就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内容。去年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西部大开发，在开发前加了一个大字。这个战略思想现在已经有了实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传统产业的发展已经趋于饱和，它要寻找新的市场，而西部地区的开发，现在也迫在眉睫。

　　关于西部大开发，我主要讲两个内容。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我们已经把国家的投资大量向西部地区倾斜。比方我们最近宣布的西气东输工程。我们在新疆的塔里木地区发现了大量天然气，我们已经决定从新疆修建4200公里的管道，经过8个省、区、市，直达上海，这样，沿线地区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需要大量资金，我们欢迎海内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外国的投资者来参加建设。你们可以投资，可以控股，可以管理。我相信这一条管道的效益是很好的，回报率是很高的。

　　二是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国目前可以说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出现了相对的供过于求。过去由于粮食不够，把山上的树林都砍掉，种上粮食；现在我们粮食已经富余，完全可以无偿向农民提供粮食，让他们把山上种的粮田退出来，种上树，或者种草，也就是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使西部地区有一个非常好的、美丽的生态环境，有一个能吸引外国投资的好环境。

　　西部要实行与东部相似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家，银行、证券、保险业都可以到西部去发展。何时见效呢？我想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在见效，中国修公路、铁路是拿手好戏，修这条4200公里的管道，分段施工，我认为两年就可以建成；至于说种树，时间要长一点，但是我亲自考察过四川阿坝自治州的森林，植树以后8年到10年就可以成林，因此我认为西部地区的开发见效可能是很快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事业，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西部地区真正的开发恐怕需要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最近两岸的问题可以说举世瞩目，尤其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发表之后，在国际间以及台湾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各方有不同的解读，尤其是在三个如果的问题上，各方有不同的反应，不知道总理的看法如何？另外这份白皮书是暂时的策略还是中长期的政策？

　　答：我想提醒大家，先有两国论，后有白皮书。如果没有两国论的抛出，也许就没有白皮书的发表。白皮书不过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政策，包括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也包括了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

　　至于说台湾问题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的问题，早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阐明这个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永远地拖下去。拖下去，那不动武行吗？既然早就讲过了，那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甚至于一贯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人士也对此提出意见。但是我们问他们看过白皮书没有？我们问了十个人，十个人都说没有看过，是听别人说的。

　　为什么反响这么大呢？就是因为在某个国家，有一些从来就是反对中国的人士，他们从来就是把中国当做潜在的敌人，要利用台湾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来反对中国。他们就是愿意或者主张台湾问题要无限期地拖下去，今天你说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那不就翻了天了嘛。因此，种种的威胁也就出来了，就说如果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某某国家就要用武力来干预。

　　3月12日，克林顿总统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演说。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就是必须要实现一个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我觉得克林顿总统这句话应该改两个字才比较确切，就是必须要实现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由威胁转为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台湾的选举这几天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水扁，声势看涨。请问总理先生，您对台湾岛内选举的最新形势有何看法？

　　答：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想干预。但是我们必须讲清楚，不管谁上台，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这是我们的底线，也是代表12．5亿中国人民的心声。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支持谁，我们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嘛。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因为你不得人心，你违背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人心，你也违背了全世界华裔、华侨的人心。我们中国人都记得，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一部近代史就是受外来侵略势力欺侮凌辱的历史。台湾也是多年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统治和占领底下。回想当年，中国是何等的贫穷积弱，但是我们还是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且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我当时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

　　现在，有些人在计算中国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几个导弹。结论是中国人不敢打，也不会打。按照你这种计算，希特勒早已统治全世界啦。你不懂中国的历史，你不知道中国人民一定会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尊严。

　　这几天，台湾的选情波谲云诡，急转直下，用尽了权谋手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就是有人要让台独势力上台吗？

　　前天，台湾股市重挫617点，它集中地反映了台湾人民对于台独势力嚣张的忧虑。他们担心台独势力上台，会挑动两岸的战争，破坏两岸的和平。我们认为，这种担心和忧虑是逻辑的必然，是关系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切身命运的。现在，台湾人民面临着紧急的历史时刻，何去何从，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但是，我们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我们相信台湾同胞会作出明智的历史抉择。但是还有三天，世事难测，台湾同胞，你们要警惕啊！

　　德国电视一台记者：我们都知道在德国腐败的问题多年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德国我们现在对于所有比较大的案子都进行了审理并且加以解决，原因是我们有一个独立的法院、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有比较独立并且强有力的议会，而且有报界的新闻自由。您是非常有信心地认为中国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您是不是觉得如果中国不实现有关方面的制衡，如果中国不取消一党执政，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加以改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答：反腐败的问题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像某些杂志所排列的次序，从来不是这样。中国的腐败案件当然要多一点，因为中国人多嘛。我们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你们有我们那样依法处置了那么多人吗？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司法系统对于贪污受贿腐败的案件是依法从重处理的。当然，我们对这个工作并不十分满意，今天刚刚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2700多名代表中都有700多张票表示反对或者是弃权，也就是说人民对于我们的工作还不是很满意。

　　但是，你必须看到我们反腐败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比方说打击走私，我们所查处的湛江海关的案件、厦门海关的案件。经过我们重重地打击走私，我们海关的税收去年比前年增加了一倍。我们拿这个钱给8400万低收入者增加了收入，这不是很大的效果吗！

　　我看不出反腐败的问题，跟一个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有什么关系。你那里是多党轮流执政，不也是腐败吗？关键是法制，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坚决地执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完善我们的法制。当然，我们在新闻的发布方面是落后于反腐败工作的进展，这有种种实际的困难，我们正在改进。你可以看到，将来更多的案件会要在报上公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日本方面希望今年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之前，能够实现朱总理访问日本。请问您今年上半年是否有访日的打算？您对现在的中日关系怎么看？

　　答：中日关系现在发展得很好。我和小渊惠三首相多次见面，我也在中国接待过小渊首相的访问，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多次邀请我访问日本，我准备今年访问日本。但是，我的访问跟八国会议没有任何联系。至于对八国会议的立场，中国已经多次表明不打算参加八国会议。但是，我们愿意像过去一样，跟他们保持联系。

　　中央电视台记者：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部分在讲到关于全面加强管理方面，用了18个严字，可以说严字当头。很显然，这与一些领域管理松懈有关。请问您打算如何解决管理松懈的问题？

　　答：如何解决松的问题，那就是要严了。在那部分我说了18个严字，讲得还不够。我今年在第一次的国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今年是管理年，就是说要全面加强管理。如何加强管理？就是要立法，要有法制，我们加强了在各个领域上的法制工作。我关心比较多的是金融领域。我可以告诉大家，最近两年我们所处理的金融方面的案件达5000多件，我们撤掉了50多个银行分行长。从今年此时开始，我希望这个严字能够贯彻始终。

　　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现在外国人不太理解的是，中国政府表明如果台湾无限期或者拒不同意同中国大陆就实现和平统一来恢复谈判的话，中国大陆方面就要对台湾动武。但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方面如果说要对台湾动武的话，可能就会促使很多台湾的人希望能够实现同中国大陆的统一，他们觉得好象看不出这方面的逻辑。这是不是就像有的人和他的夫人离婚的话就威胁她说，如果你不回来同我团聚，再同我重续前缘的话，我就把你杀掉。您觉得这中间有什么逻辑呢？

　　答：关于台湾问题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你讲的这个例子很风趣，但是跟我的讲话风马牛。因为，我们一贯地讲清楚了，我们从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并不是针对台湾人民，我们是针对外国的干涉势力和台湾岛内搞台独的分裂势力的。

　　路透社记者：去年中国国务院承诺，中国的电信公司可以开始建立ＣＤＭＡ的移动电话系统，到目前为止，中国联通公司还是不被允许，但是中国解放军所支持的几个电信公司，反而已经开始提供这样的业务，那中国联通将来是否能进行这样的计划？还有近日中国的30名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允许中国的私营企业参加中国的电信业，这个议案有没有希望？还有，中国现在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想在海外上市，但是有关规定还没有出来，能不能透露这些规定什么时候出来？它们的内容是什么？

　　答：中国的移动电话现在是采用ＧＳＭ系统，中国移动电话的容量已经是世界第二。我们已经决定，要同时采用美国的ＣＤＭＡ系统。这个工作国务院是指定联通公司统一对外，从美国引进这个技术。联通公司最近举行了ＣＤＭＡ系统引进的招标，但是，这个招标在手续方面跟有关主管部门，就是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联系得不够。因此，这里还在办理一些必须办理的补充手续。我想这个问题不会要很长的时间就能够解决。外界所传，中国停止从美国引进ＣＤＭＡ技术，是不正确的，没有这回事。

　　至于30位人大代表的议案，我还没有看到。但是私营企业参加电信产业的发展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允许外国的私人企业来参与中国电信业的建设，为什么不允许本国的私营企业参加？不合逻辑嘛。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我想是全世界第一，现在上网的可能已经超过了1000万户，而且将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因此，互联网的立法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讲得很对，我们正在加强这个方面的立法工作。

　　台湾《联合报》记者：中国大陆最近强调，台湾的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台湾，新的总统在三天之后选出，如果这个新任的总统在他未来的一任或者二任的任期，也就是四年到八年的任期里面拒绝就中国统一的问题进行两岸的谈判，他选择维持现状，这样是否会导致两岸会出现战争的结果？在统一的问题上，是否会制定一个时间表？还有三天就是选举，在这三天之内，中国大陆是否会采取一些军事演习，例如导弹试射的行动，例如像1996年的那次行动，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答：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回答假设的问题。至于是不是会举行军事演习，请你等着瞧，不要着急，只有两天了。

　　法新社记者：我想问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您刚才讲了，中国不会针对那些台湾的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来放弃使用武力。是不是也包括美国？因为现在中国不断地批评美国，说美国也影响到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而且据中国的《解放军报》发表的评论说，美国打算把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台湾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影响到中美有关世贸组织问题的谈判？而且人们感到关切的，台湾问题是不是会阻碍美国国会通过有关中国入世的立法？

　　答：到目前为止，除了我把克林顿总统的讲话改了两个字以外，我没有提到美国。我现在不想把台湾问题跟美国联系起来，更不想把台湾问题跟中美关系的其它问题联系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国今年打算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规范方面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预计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很早就建立起来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等，但是很不完备。比方说，我们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一定会有部分职工下岗，要重新再就业。那么，我们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显得力不从心。我们很多下岗职工现在还是呆在他原来企业的再就业服务中心里，他的生活来源是由国家财政、社会资助，再加上企业本身来供给，但这种保障是不可靠的。我们已经决定，要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业以外的、管理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已经决定，而且正在从各种资金渠道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这个法律可能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出来。我们相信，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期不远了。

　　丹麦记者：毫无疑问，中国在建设它的基层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因为现在人们在基层可以进行直接的差额的民主选举。那么您觉得多少年之后中国可以把这种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扩展到县一级、省一级，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进到全国一级的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而且，总理先生，您的任期已经过半，您希望中国人民在您离任之后最记得您的到底是哪个方面？

　　答：感谢你对于我们基层直接选举的好的评价。至于直接选举向上能扩大到哪一级、多么快，我当然希望越快越好，但那要取决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条件。

　　至于我的任期，确实已快过半。在今后不到三年里面，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国务院全体同志的帮助下来进行工作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中国证券市场现在已经有近千家上市公司和4000多万投资者。请问总理对中国证券市场十多年来的发展有何评价？国有企业改革今年已进入决战年，您认为中国证券市场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再做哪些服务？

　　答：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是很不规范。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股民的信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希望海内外的专家，特别是香港的专家、台湾的专家、新加坡的专家，都能够来帮助我们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多少工资都可以，只要你们愿意来。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最近中国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宣布一个时间表，以便能够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允许国外的一些互助基金，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而且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把Ａ股和Ｂ股合在一起？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

　　答：我们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方面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我们也一直讲，一定会实现资本项目方面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是，这需要时间。要实现资本项目方面的可自由兑换，必须要有足够的监管能力，我们在这一方面条件还不具备，我现在也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时间表。

　　《华尔街日报》记者：我想就有关中国的移动通讯再提一个问题。现在一些与解放军有关的产业仍然在进行着商业性的与ＣＤＭＡ为基础的移动电话方面的通讯服务。他们在四个城市进行了试点，还想把这个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其他地方。他们这样做是否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允许？是否允许军方从他们这些商业性的移动电话服务中获得正常的收入？中国军队是否会成为中国移动电话的第三个运营者？

　　答：过去中国电信曾经和军队的一些下属单位在四个城市进行过ＣＤＭＡ的试点。但是，后来军委做出了军队与所属的企业要脱钩，军队不能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因此，今后如何来进行同ＣＤＭＡ的合作，包括ＣＤＭＡ如何满足军队的需要，我们正在研究、协调。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亚洲ＣＮＢＮ记者：我想请您澄清一下，台湾问题的无限期是指几个月、几年、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的时间？还有，中方曾经做了巨大努力同美国达成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如果美国的国会拒绝批准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话，中国将会做什么样的反应？中国是否会在美国不支持中国的情况下，还加入世贸组织，而且那样的话，中国是否会拒绝让美国商业进入中国市场？

　　答：关于无限期的问题，我不知道英文该怎么翻译，有人告诉我indefinitwly，还有人告诉我拉丁文的原文是sinedie。我看反正你我都知道什么意思，我就不再讲下去了。

　　关于美国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问题，这是中美达成的关于中国加入ＷＴＯ双边协议的一个基础和前提。这个双边协议是经过13年的谈判，最后在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亲自领导下所达成的一个双赢的协议，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庄严的政府之间的协议，我们两国政府都有责任使它获得国会的批准而成为法律。中国政府已经尽了它的努力，在中国的人大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克林顿总统已经承诺，而且确实在努力使美国的国会能够通过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美国人民翻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也会要后悔，为什么当时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因此，我完全相信美国国会议员的明智和理智，一定能够通过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招待会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6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了招待会。朱镕基总理答问过程中，会场上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四．2001年3月15日 全国人大记者会
  　在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到会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招待会一开始，朱镕基总理就请记者们提问。

　　新华社记者：您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近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财政赤字？如果再连续几年增发国债的话，财政风险会不会逐渐加大？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朱镕基答：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一个是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

　　1997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到1998年出口变成了零增长，以至于负增长。有的中小金融机构发生了一些危机或者说挤兑，国有企业约有一千万职工下岗，因为需求不足，大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都供过于求。当时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对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方说，有人建议人民币应该贬值，以促进出口；也有另外一种建议，把国有资产卖了就可以渡过这个危机。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决策，这个决策执行三年以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为什么是正确的呢？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人、财、物都不缺乏。财，指的是银行里居民的储蓄存款很多。但由于工业加工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没有多少有效益的项目可以把银行的存款贷出去，而银行还得照付利息。如果国有银行的这些资金不能动用起来，对国家财政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采取由国家财政向银行发行国债的形式，把银行的资金动用起来。另一方面，有些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只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够把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利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三年发了3600亿元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把整个国民经济都带动起来了。现在看，成绩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这些资金都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三年，我们修建了17万公里的公路，1万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扩建和电气化铁路1万公里；长江几千里的大堤也都达到了防洪的标准，再遇到1998年那样大的洪水我们也不害怕了。各个城市也都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全国的生态和环境保护都得到了改善，这个效益是很明显的。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工业生产，国有企业增加了税收和利润，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我们从去年，也就是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三年，看到了这个效果。去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3880亿元，比1999年增收1960亿元，跨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因此我们能够还债。

　　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虽然是增加了，还增加得比较多，但是所有扩大的赤字都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有能力使国债能够得到双倍的收益。我认为增发国债没有任何风险。

　　去年，我跟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鲁宾先生在新疆见面，我问他对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什么意见。他问我现在国债的余额，我说1．2万亿元，这包括了过去历年借的国债，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他干脆地告诉我说这没有任何危险，离大家公认的警戒线20％还差得很远。当然，我并不是因为他说了这个话就放心了。我是从去年的实践，就是财政收入一年增加1960亿元，感到手里有钱，真金白银都回来了，所以才放心。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今年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用于现有国债项目的建设和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新建项目。我估计明年可能还需要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经过这两年以后，现有的国债项目都完成了，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初具规模，国有企业进入良性循环，财政收入增加，社会资金渠道增多，我相信今后不需要再发这么多国债了。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种担心，现在老百姓一听说要发国债，半夜就起来到银行排队，国债一个上午就卖光了。我担心将来不发国债的话，老百姓会对我们有意见。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现在银行储蓄的利率一年期只有2．25％，而国债三年期年利率是2．89％，五年期年利率是3．14％。但是，发行国债后，银行的存款并没有减少，在征收利息所得税以后，存款依然还在增加。这表明人民对我国的经济是有信心的。

　　德国金融时报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谈到可能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几星期前，德国国防部长沙尔平先生访问北京，在同江泽民主席谈话以后，他见了德国的记者，说他同江泽民主席谈到了党的作用问题。昨天我听到中国的高级官员说，中国现在正在研究东欧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我想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否已经临近？如果是的话，将从哪些部门开始改起？是从党还是从宪法制度开始改起？

　　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还在继续进行。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说不实行政党的轮流坐庄或者是两院制。我们党内的各项制度要进行改革，包括干部组织人事制度要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的政权机关也需要改革。因此，不存在你说的谁先改谁后改的问题。

　　日本ＮＨＫ记者：我想就日本教科书问题提一个问题，日本已经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些修改，您如何看待日本教科书的修改？另外，教科书问题会不会影响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互访？

　　答：中日之间的关系已经在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共同确定了一种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去年我访问日本的时候，按照江泽民主席所提出来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和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我也向各界人士做了一些增信释疑的工作。我认为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很好的。

　　教科书问题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是日本同整个亚洲有关国家和亚洲人民的问题。如果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历史事实被歪曲，那不但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伤害了全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些教科书是要由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来审定的，所以日本政府对修改教科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够以观点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推卸这个责任。我听说已经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根据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映，这种修改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并不是谁要去干涉日本的内政，而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能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问题，也是关系日本人民的利益的问题。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的来往，包括高层的来往。我再次重申，我邀请森喜朗首相今年访问中国。

　　中央电视台记者：本届政府任期间，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您这一次在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里提出，要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请问您对于目前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哪些进展比较满意，哪些方面还不太满意？哪些方面准备着力推进？

　　答：我认为本届政府的机构改革是成功的。从1998年以后，我们用很短的时间，通过机构改革，使包括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干部，从33000人减少到16000多人，也就是说减了一半，没有发生任何的动荡。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机构也按照同样的比例进行了精简。今年我们又确定，对于市县的机构按照20％的比例进行精简，辞退编外人员。这些政府机构的改革，对于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当然，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完成，有些干部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工作，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还不是很清楚，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把这个叫做角色错位。我们还在进行改革，去年已经把十个国家局，相当于过去的十个部撤销了9个，改革了1个。这就是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还加强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部门，比方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这些部门我们要加强、要升格，也就是说他们原来是副部级单位，现在要变成正部级单位。当然，职能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我们将继续努力。

　　俄罗斯劳动报记者：今年在上海要举行上海五国 元首会晤。请问中俄经济合作的前途如何，对中国的西部开发会起什么作用？

　　答：我想上海五国元首第六次会晤将继续过去的成果，包括推动经济合作的成果。通过首脑之间的交流，这个成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想首脑会议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将采取措施促进我们之间的合作。

　　ＣＮＮ记者：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我们看到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有不少代表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请问他们的这种反应是不是对于政府打击腐败的能力缺乏信心？

　　答：我对于今天的表决结果内心既感到沉重，也感到高兴，因为比去年的情况还是好一些，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这两个报告。我们一定会更加警醒，进一步改善我们的政法工作、反腐败工作。我认为，这个投票结果并不表示人民群众对我们丧失信心，人民群众是信任我们的。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不久前您提到将聘请香港的金融专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请问是否已经物色到人选？除了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其他的部门会否也有相同的计划？这种安排是否会引起内地其他一些官员的不满，您对来自海外的人才有何要求和期望？

　　答：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决定要从海外我们的留学生中，从香港、澳门、台湾，吸收和利用人才，来加强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引进这些人才的重点，是那些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部门，比如说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以及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层。

　　香港证监会的副主席史美伦女士来担任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还会继续实行这个政策。当然，我现在并没有确定的人选，我希望听取各界，也包括你对我提出的意见，这样便于我们进行充分的考虑和比较。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ＮＭＤ和ＴＭＤ，我们知道中国强烈和坚决反对美国发展ＮＭＤ和将台湾纳入ＴＭＤ，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的话，中国会怎么办？

　　答：你这个问题我一句话很难回答，是不是允许我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布什总统上任以来，政府换了新人，有些人我们不很熟悉，有的还不认识。因此，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从华盛顿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们非常认真地研读和仔细地解析，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些信息有些矛盾，需要澄清，我们也得到了使我们满意的澄清。有些问题我们感到是误会，需要沟通，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钱其琛副总理即将访问美国，这就是我们在高层次的沟通。我也收到了鲍威尔国务卿的来信。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得到的直接的信息是布什总统重视中美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构筑21世纪，而且他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一道，共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

　　我们被明确告知，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履行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关于我们两国存在的分歧，布什总统也表示，将会通过平等、互相尊重、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他也相信，台湾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当然，我们也有分歧，比方说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但是，他们也认为，竞争对手不一定是敌人。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者。至于伙伴关系与竞争对手，并不是矛盾的。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我很高兴听到鲍威尔先生讲，中美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是在贸易方面还是伙伴。而且他也认为，在其它领域中美也应该进行合作。因此，我看这个分歧不算太大。我记得1998年，我在伦敦参加亚欧会议，与正在伦敦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顺利吗？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之一。我赞成布什总统说的，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构筑21世纪。我也相信，中美两国近16亿人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有利于全世界60亿人民之间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

　　我们很高兴布什总统接受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将要参加今年10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ＡＰＥＣ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访问北京，我相信这是我们相互沟通的一个大好机会。

　　关于ＮＭＤ，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反对。因为它违反了反导条约，同时它只会导致国际的军备竞赛。我们多次明确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也知道，布什总统表示会和中国进行协商。

　　法国世界报记者：最近对中国股市的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就像一个赌场，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有崩溃的风险。我想问中国政府对于股市的发展奉行什么样的政策？Ａ股市场和Ｂ股市场合并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上海和深圳两个股市的合并有没有计划？另外，我们注意到，中国一些上市公司经营不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被摘牌，上市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被摘牌这种情况是否会在中国股市发生？对于这些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中国是否会采取严厉的措施？

　　答：关于中国股市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不是说明中国有言论自由吗？因此，我对中国股市的状况不会做任何评论。我们的既定方针就是要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规范、监管、自律。最近，中国证监会对Ｂ股的改革，是我们对股市整顿和改革的一个新尝试，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国目前居民手中近800亿美元的外汇，为他们开辟一条新的投资渠道。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投资Ｂ股，促进B股的发展。至于Ａ股和Ｂ股会不会合并，证监会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排除它们合并的可能，但是这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至于上市公司的整顿，是股票市场加强监管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证监会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摘牌肯定是他们考虑的一个措施。

　　人民日报记者：现在社会上对收入分配问题意见比较强烈，您在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中也提出，要规范社会分配秩序，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请问您怎样看待当前收入差距的问题？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有力措施调节收入分配？

　　答：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据1999年的调查，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接近于国际认为的警戒线的水平。但是我认为，由于下面的一些原因，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第一，因为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由于目前粮食供给的相对过剩，粮价下跌，农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下降更多一些。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已经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我们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城市居民中，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成，下岗和失业的职工还比较多。因此，在职职工和下岗职工之间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完善和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进再就业的工作来解决。第三，某些行业或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由于垄断的优势，收入过高。我们将对这些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进行体制改革，改变他们的垄断地位。当然，我们还会通过税收的手段来缩小收入的差距。比方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收入最高的应该交45％的税，这些方面我们执行得还不很好，今后要更好地改进，要依法征收。总之，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三句话：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英国ＳＫＹ Ｎews电视台记者：请问您是否真的认为，江西的一所小学校是由于一个孤僻的、脑子有问题的人背了两袋子鞭炮炸毁的？你是否担心，由于您这样一个说法，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答：我对江西万载县芳林小学发生的爆炸事件心情感到很沉重，我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于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江泽民主席对于这种爆炸事件多次作出批示的情况下，国务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感到心情沉重，我应该进行检讨。爆炸事件发生以后，江西省省长立即从北京赶回江西处理善后，公安部也派出专家调查组对爆炸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正式的调查结果，就像我前几天向报界宣布的那样。在我讲话以后，我知道海内外的新闻界，包括香港一些媒体，认为这一次爆炸是由于学校生产爆竹所引起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亲自要求公安部长贾春旺再派遣一个6个人的专家调查组，到江西去进行微服私访。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的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比方说这个学校在1999年曾经用勤工俭学的名义，让学生做爆竹插引信的工作，但是在去年萍乡爆炸案发生以后，他们停止了这种活动。另外，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找到生产和装配这种花炮的证据。

　　今天，我不需要在这里跟对这件事情有怀疑的中外记者进行辩论。我认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对于中央和江泽民主席的指示执行不力。但是我也相信，不管怎么样，历史是不能隐瞒的，我们将继续调查这件事情，使它能够水落石出。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证据来否定原来的结论。

　　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一定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重申和完善已经制定的法规，就是说，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危害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定会把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且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于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我们一定会实现对人民的承诺。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现在两岸关系还是僵持状态，我不知道总理有没有想过采取一些不一样的具体的方式，来化解两岸的僵持。比如说在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下推动两岸三通，或者是像去年下半年钱副总理说的那样，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就是用更有弹性的方式来解释一个中国。

　　答：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所有领导人的讲话都是明确的、一致的，也就是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和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来办事。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有人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有什么可以谈的呢？如果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关于三通的问题，我们从1979年以来就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促进 三通的实现。我们的原则从来都很明确，那就是一国两制，直接三通、双向交流、互惠互利。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那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怎么谈呢？

　　韩国中央日报记者：中国人民完成十五计划的那一年，你认为你会在哪儿？还是在总理的位置上，或者是在学校，或者退休在家？您认为到多大年龄时，您就不再适合担任公职？

　　答：我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媒体特别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说，朱镕基已经老了，也就是说不中用了。也有香港报纸说，可能这次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他最后一次的报告了。我想他们说得也对，我比你们在座的人都老得多。我目前只能说，我的任期是到2003年，现在来谈论今后的人事问题还为时过早。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由我来做，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我来做。因此，明年的记者招待会还是由我来回答问题，今天提问题没有提够的，欢迎你们明年再来。至于说我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干什么，那么我可以说，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讲了，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还是这样，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法国欧洲时报记者：去年秋天中国的基金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后来经过严格的整顿，加强了监管。请问今后五年中，证券市场的监管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是上市公司还是交易秩序？

　　答：从今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的任务，或者说中国证监会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监管，通过法制规范的办法，来实行公正、公平、公开。当然，它的监管重点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是今年要取得突出的或者说比较显著的成绩。

　　税费改革被称为继中国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第三次农村革命，毫无疑问，它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也有人担心这种改革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乡镇面临财政困难，农村教育经费短缺，请问国家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答：农村税费改革是一次很大的革命，我们绝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恐怕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亿元甚至更多。我们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现在收取的300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也就是农业税率从5％提高到8．4％；与此同时，把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各种乱收费一律减掉。这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收支缺口。中央财政准备拿出200亿到300亿元补贴给农村，给有困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这些收费主要是用在农村的教育上。因此，如果不对农村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补贴这些钱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下决心，一方面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一方面要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这是坚定不移的。我们首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再在全国推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但是，这个改革如果得到成功，我们的农业基础就稳固了，农村就稳定了，国民经济发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路透社记者：您的报告中谈到了江泽民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国的思想，请问对于普通人来讲，三个代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德治国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答：我想，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 以德治国的理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让我在这个地方来阐明这个思想，我想不是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开一次研讨会。

　　澳门日报记者：澳门回归一年多来，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开局很好。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变化，以及中国和中国台北相继加入WTO以后，澳门在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会发生什么变化？澳门的发展前景会怎么样？这是澳门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能不能请总理谈一点看法和意见？

　　答：澳门地域较小，经济规模不大。但是它高度开放，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联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相信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台湾地区随后也加入ＷＴＯ以后，澳门更能够发挥它的优势来加强这种联系，更好地发挥它的纽带作用，使它自身的经济也发展得更快、更好。

　　中国日报记者：今天是3·15维权日，近年来制造假币，还有棉花、粮食掺假事件时有发生，人民对此反映强烈。请问国务院在打击、遏制这些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声誉和竞争能力方面，将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

　　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的欺诈行为、假冒伪劣、坑蒙诈骗层出不穷，大家可以从《焦点访谈》和其它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这些情况。我看了以后义愤填膺，晚上睡不着觉。现在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查处，保护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大大加强。因此，我们除了要加强市场监管的立法工作以外，还要加强执法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将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还要加强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等等。这些单位都应该发挥他们的市场监管作用。我们今年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会，来加强这项工作，包括整顿文化市场。当然，不是搞运动，但是开头总得有点声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持久执法的工作。

　　亚太金融新闻社记者：早些时候您谈到农村税费改革时指出，改革以后会有资金的短缺，因此，需要对农村的教育进行改革，但是钱少了，怎么样才能进行农村教育的改革，从而确保在农村地区的所有孩子都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得到应有的教育？

　　答：我们一定要实现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目标。钱不够，就加钱，而且应该把这个钱用得更加有效。就是说，还应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明年的记者招待会，我可能会对你这个问题回答得更加具体。

　　朱镕基总理最后感谢今天有这么多中外记者来参加这个招待会。他希望明年能够更多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这是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五次记者招待会，也是朱镕基总理第四次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7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了这场历时两个小时气氛热烈的记者招待会。  

五．2002年3月15日 全国人大记者会
2002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南方网讯　在2002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到会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招待会一开始，朱镕基总理就请记者们提问。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测目标7％。请问总理，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主要措施是什么？

　　朱镕基：今年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测目标为7％，是经过我们周密考虑的，考虑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等因素提出的。我想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具体的措施呢？已经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了简述，我就不再重复了。根据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比我们所预想的要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今年第一季度的ＧＤＰ增长率比去年同期增长7．5％。因此，我对此更有信心，也就是说，达到7％，有信心。

　　新华社记者：今年我国财政赤字309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3％。请问总理，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这对下届政府有没有影响？

　　朱镕基：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我查了手头的资料，我只查了24个国家。2000年，19个国家都有赤字，包括一些发达的大国。因此，问题不在于你的财政有没有赤字，而是这个赤字的水平是否在承受能力以内，特别是这个赤字是用在什么地方。

　　中国今年预算的赤字309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国债余额总计187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这两个数字都在公认的警戒线以内。至关重要的是，我国这个赤字不是用在弥补经常性的预算方面，没有把它吃掉，而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本届政府已发行的5100亿元国债，带动了银行资金和其它资金，一共完成了2万亿元的工程。包括建成公路255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8000公里；铁路新线4000公里，加上复线、电气化铁路在7000公里以上；改造了农村的电网；中国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已经达到3亿2千万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的。

　　因此，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2．5万多亿元的优质资产，这些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这几年5100亿元的国债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财政的收入每年都大幅度地增加，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最近几年，公务员的工资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还使我们构筑了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使我们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教育和科技战线。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银行储蓄存款在最近几年里，不断地增加，保持每年增加7千亿元到8千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也许垮了。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也是恰到好处的。你看1998年以来这四年，物价不涨，掉得也不是很多，在1％上下浮动，恰到好处，足见中国的功夫是不错的。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我为我们国家能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段时间大大发展了中国的国民经济感到自豪。

　　韩国《朝鲜日报》记者：昨天有20多个朝鲜人进入西班牙驻华使馆，请问中方怎么处理这件事？

　　朱镕基：中国的外交部门已经跟有关的大使馆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协议，将按照法律予以解决。

　　日本共同社记者：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日中关系问题，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日中两国的高层往来比较多。我听说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希望日本皇太子和太子妃来中国访问。您认为如果他们来的话，能够推动日中关系的发展吗？另外，他们会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吗？第二个是内政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阶层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些专家也认为，要改善这个现象，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是必要的，你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同意，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培育这样的中产阶层？

　　朱镕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前年中日双方就把今年确定为中日友好年，双方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加强沟通和往来，在中国举行日本文化年，在日本举行中国文化年等等。关于邀请皇太子和太子妃访问中国的问题，我们早就予以推动，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接受邀请，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受到热烈的欢迎。

　　关于你提出的中国存在着贫富差距加大的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存在的。我想你也大概记得邓小平先生讲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现在还没有富起来。因此，贫富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在执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扶持低收入的群体。比如说，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占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成为我们的一个中心的工作。又如，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视，扶持下岗的、失业的、离退休的职工，都是我们工作的重点。除了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来缩小这种贫富差距以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税收。我们通过税收政策来扶持这一部分还没有富起来的人民群众。我相信，在一个时期以后，这种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最终会得到解决。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现在香港跟内地正在商谈类似自由贸易区的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我想问一下，中央有什么政策来继续巩固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朱镕基：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碰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但是，我始终认为香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广东省。没有任何一个大城市在近期以内能够超过香港。我相信香港一定能够克服当前面临的暂时经济困难，对此我们是有信心的。

　　至于中央政府对香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和合作，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正在进行紧密的协商。只要对香港有实惠和好处的事情，而且是可行的，中央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我相信香港完全能够保持它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特别是在中国参加了世贸组织以后，机遇会更大。

　　俄通塔斯社记者：您今年要和俄罗斯总理再次举行会晤，请您评述一下中俄关系现状？包括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

　　朱镕基：中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好，特别是去年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更加巩固了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在经济领域也产生了实际效果。去年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比前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贸易统计是不完全的，因为有很多边境贸易没有统计进去，就公布的贸易额来讲，这个发展是非常大的。

　　去年中俄两国总理在圣彼得堡举行定期会晤，我们商定在经济贸易和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我预期在两到三年内，我们可以把现在的中俄贸易合作水平提高一倍。

　　今年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将在上海举行，我们将进一步共同努力推进中俄两国友好合作包括经济贸易合作迅速发展。

　　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跟1998年您第一次举行